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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村的8个牌坊:一个中国经典世家古村落的文化标本


许村的8个牌坊:一个中国经典世家古村落的文化标本

几天徽州牌坊看下来,大大小小几十座,看得人头昏昏、心沉沉,脑袋里似乎塞得满满的,却又觉得空空荡荡,难以消化。也算看出一点门道,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可以识别牌坊的朝代:清朝的牌坊,一般都是柱子冲天;清代之前的,一般都有“帽子”。

徽州的牌坊,除了这些常见的两柱单间、四柱三间的以外,奇形怪状还有很多:比如著名的“许国牌坊”不但设计创新,把两座四柱三间的牌坊有距离地排在一起,地基还采用“弹性基础”,甚至对后世木构房舍的建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;比如从县城往北十多公里,丰口村头,还有一个四角牌坊,四根石柱组成四方形,四个单间牌坊闭合而成一个牌坊。这样的牌坊形制,在全国也很少见……林林总总,不一而足。

在徽州看牌坊,很快就看得人疲惫不堪。多,数量太多,多到人眼花缭乱。形制的区别姑且不论,还太重,太厚重,每座牌坊的背后都有沉甸甸的故事,都藏有深意,不管要读懂随便哪座牌坊,都需要花一些功夫。

徽州绩溪县龙川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家乡,在这里,我们看到胡氏宗祠前有个“奕世尚书坊”,南北两面分别镌书“奕世尚书”和“奕世宫保”,书法遒劲流畅,为明代书法大家文征明手书。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?所谓“奕世”,即一代接一代之意。该坊是为户部尚书胡富、兵部尚书胡宗宪而立。胡富是明成化戊戌科进士(1478),胡宗宪是明嘉靖戊戌科进士(1538),两人刚好相隔60年荣登金榜,故冠以“奕世”。

走到世界文化遗产黟县西递村,村口的胡文光刺史牌坊上面有32个圆形镂空花翅,初始不以为意,明知就里后就不得不慨叹:这花的数目也不是随便刻的,不仅寓意花团锦簇,更是暗合胡文光为官32年一直平步青云的意思;还有,这个牌坊的四根石柱前后两面有12个穿榫,立着“八仙”和四位文臣武士的雕像,这不算太奇怪。机巧就在于四位凡胎俗子的文臣武将的位置竟然是站在仙风道骨的“八仙”之上,这有点不符合传统常理。那么,何以如此安排?据说这是胡文光刻意而为,以此昭示后人:做人上策为“出则为将,入则为相”,达不到这一理想境界了,那就“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”吧。

诸如此类的细节,很是诱惑人,却是看得人疲惫不堪。从四角牌坊继续向北,有一个许村镇,资料上说有8个牌坊。吉利数字,我们决定就在这个村子好好看看,别处的,都以后再说了。

进入许村,首先看到的是村外公路边的“冰寒玉洁坊”,清嘉庆十九年(1814)立,单间三楼,四柱冲天,宽4米,高5.5米,花岗岩质,没有什么雕刻,上面的字板西书“彤史垂芳”,东面书“冰寒玉洁”,两面皆注“旌表故儒童许可玑之妻程氏节孝”。

这座看似普通的贞节牌坊,在当地人嘴里,也有一个让人不知道怎么评说的故事:
话说儒童许可玑病故后,其妻程玉芳貌美如花年方妙龄,多人曾相求另嫁,比如徽州府官员林太导和杭州府官员吴仕宏等,程玉芳均闭门谢绝。凭着一手好刺绣养家糊口,一心一意在家侍奉公公婆婆,直至二老终年。后经徽州知府上报朝廷,恩赐建立这座贞节牌坊。牌坊建设到最后关头,三楼的一个顶板,却是怎么都合不了缝,众人便怀疑该女不贞。程氏闻言来到工地,面对苍天诉说道:自己在“一盏青灯自明灭”的清苦寡居长夜里,确曾有过思春的念头,但仅仅只是念头而已,并未有过什么出格的行为。苍天啊,何以如此?言必,大顶板当即合拢……

走到村口,迎面是“薇省牌坊”,建于明嘉靖中期,为纪念许村人许琯而立,直柱花岗岩石,四柱三间五楼,宽8.8米,高11米,花板用砂岩石,刻工精美,上楼字板大书“薇省坊”三个字。许琯为嘉靖二年(1523)进士,以后官至湖广参政。“薇省”这两个字,在今天的我们看来,很是生僻。这本是唐、宋时中书省的雅称,明代改中书省为布政司,长官称布政使,管理民政与财政。这个牌坊名“薇省”,是沿袭旧称,以标许琯官位,光宗耀祖。这个牌坊在许村照例也有传说:

许琯的时代正值大奸臣严嵩当道,“严党”猖獗一时。许琯深知严党必不长久,但同朝为官,又不可能不打交道,弄不好就要招来杀生之祸。这可如何是好?许琯深思熟虑之后特制了很多自己名号的小金字,每次送交严嵩文书时,落款就用这些金字。许琯的文书每次送到严嵩那里,其手下因贪财都把这些金字落款给抠下来据为己有。“严党”倒台后,大批官员倒台杀头,皇帝抄出这批没有落款的文件后,很是奇怪,一查,原来是许琯所为,不但没有治罪,还认为他不与严党同流合污,实属难能可贵,下圣旨为其树了牌坊,以彰其名。

薇省牌坊后面,不足百米处的小巷子口,“三朝典翰坊”横跨古街,巍然耸立。这个牌坊建于明崇祯十四年(1641年),三间三楼四柱冲天式,石质花岗岩质,梁柱光洁,保存完好。坊上有“三朝典翰”、“奕世承恩”等题字,是为明朝崇祯的中书舍人汪伯爵和他的儿子而立。中书舍人是明朝宫中的书记官,雅称“典翰”,儿子得到了和父亲一样的封赠,故称“奕世”。

在许村,说起三朝典翰坊的来历,故事也颇神奇:据说牌坊的主人公汪伯爵,就是李白著名诗句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计汪伦送我情”里面那个汪伦的后裔。
汪伯爵有妾胡氏,不仅貌若天仙,而且天生独特体香,人称香姑。香姑的异香美色甚至传到了崇祯那里,在那个时代,皇上想得到一个女人,还不简单?不久,香姑就被送进京城,纳为贵妃。这汪伯爵为避免满门祸端,只有忍痛割爱,以妹相称送香姑进京,因此被授五品服俸。后,汪又纳吴氏。崇祯十年,香姑病重,急召汪及吴氏进京。吴氏此时有孕在身,由于途中劳累,提前产一男。三天后,香姑召见侄儿,并求崇祯取名。但是布衣不得面君,崇祯便点为典翰,赐名德章。这样,汪德章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典翰。之后,香姑又让崇祯下令建了这座三朝典翰坊。明亡后,香姑不知所踪。

如此这般神奇传说,在徽州听得多了,我们也不为怪。许村的另一座牌坊,是整个古徽州最小的牌坊,却是实实在在,牌坊名为“双节孝坊”。

这个最小的牌坊,现在挤在两户人家的围墙之间,显得更加矮小。这座牌坊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(1820),双柱一楼,中间是个月梁,宽2.9,高4.7米。牌坊虽小,却也是圣上旨意,平板中部立着一个“圣旨”牌,牌上立一小宝顶,字板注:“旌表故民许俊业继妻金氏妾贺氏双节孝坊。这个牌坊的故事,在今天听来,会觉得匪夷所思,特别是女同志:

村中传说,当年许俊业早年即出外经商,但一直境况潦倒。家中继妻金氏和妾贺氏年年盼夫归,没想到,最后盼来的,却是丈夫客死他乡的消息。许俊业死后,家境更加不堪,妻、妾二人靠着纳鞋底、打草鞋、刺绣为生,悲苦凄清,均双双守节而终。族人在清理她们的遗物时,竟然在隐秘处发现了她们一针一线积攒下来的一些纹银,这是她们毕生的积蓄,以备不时之需的。这深深感动了众人,于是上报朝廷立坊。这些银子并不很多,于是建成的这座牌坊,便成了徽州最小的牌坊。

为继妻和小妾同立一个牌坊,这在徽州乃至中国,都绝无仅有。

许村的其余4座牌坊,都出自一个许氏家族,可谓一个中国经典世家古村落的文化标本:
许村是个古村,南朝梁时,新安太守任昉看中此地风水,辞官归隐于此,村名遂为“昉溪”。到了南唐末年,户部尚书许儒为避战乱,携父自雍州(今陕西)避居歙之黄墩,为寻子孙万世之基,特请当时有名的术士寻找风水宝地,后得术士之言,四个儿子分居杨(婺源杨村)、洛(饶州乐平洛口)、昉(歙州昉溪)、董(休宁董源)等四个富贵之基。其中二子知稠,迁到了昉溪,后因许氏繁盛而更名为“许村”。

许儒之后在许村传到十八世许友山时,风风雨雨,朝代已经更替到了元代,现在村中仍在使用的高阳廊桥,最初就是元朝的许友山所建。开始是座双孔石墩木桥,明代弘治年间改为石拱桥,嘉靖(1557)年间重修时增建了桥廊,清康熙(1719)年间再修,一直保持到现在。到了二十世许伯升,这个家族拥有了第一个牌坊“五马坊”。

许伯升时代,该家族已经是徽商世家,广有良田,家蓄甚盈。此时却是乱世,元朝气数将近,天下兵荒马乱。元顺帝廿五年(1357),义军领袖朱元璋率军经宣州至徽州,在许村得到许伯升的鼎力相助,许不仅尽卖田产倾其积蓄充作军需,还干脆投军,兄弟五人,除四弟许周安年幼在家守业外,尽投朱元璋。

革命胜利明朝建国后,许伯升开始在京城任职。上任不久,许伯升即感到自己谋略不足难堪重任,加之朱元璋已开始滥杀有功之臣,遂请调地方。洪武五年(1374),许伯升调任福建汀州知府五品正堂。到任后,许伯升办了三件大事深得百姓爱戴和朝廷器重:一是活捉倭寇300多人,令倭寇闻风丧胆,从此不敢再骚扰汀州;二是剿除土匪;三是廉洁奉公,身先土卒,使汀州“夜不闭户、路不拾遗”,百姓称之为“清天知府”。

许伯升毫无疑问是个好官,福建汀州百姓感许公恩德,其人故去后竟慢慢将其神化,在汀水旁建了许公庙,供人祭拜。庙前对联曰:“多索一分一厘是祸国殃民,少一冤一枉乃为官正道”。据说从明洪武年间一直到1949年,汀州每二年都会派人来许村一本堂(许氏总祠),代表汀州百姓祭拜。明正德二年 (1507),朝廷下旨于徽州许村建了这座五马石坊,以旌表许伯升,同时在福建汀州建木坊。关于“五马坊”这个名称的来历,一种说法是许伯升兄弟五人皆于明有功,遂称五马;二是“五马”为古时对五品知府的尊称,故名。

五马坊建于明正德二年(1507),四柱三间五楼的石坊,宽8.2米,高9.7米,由砂岩雕刻而成,雕工十分精美。

关于“五马坊”的,更令人惊奇的是,许伯升于福建汀州病故运灵柩回徽州时,许村许氏总祠一本堂,招东十门西八门筹资日夜赶建许伯升墓道石坊。这墓道石坊,二柱一楼一门高一丈五尺,从入徽州地界开始到许村村头,在很短的时间内,竟然建起53座。

为什么要建53座?据说是因为许伯升享年53岁。

这不仅仅是传说,这53座墓道坊,直到解放后很多还存在。1953年修建县城到许村的公路时,歙县人民政府还强调保护许伯升墓道坊,绕道另辟路基,1960年前后,终被人为所毁,殊为可惜。

许伯升有四个儿子,长子都福支祠留下了大邦伯第的门坊,至今尚存,为三进五开间,总进深约60米,开间18米。砖砌门楼,四柱五檐,楼檐下每组斗拱都有昂如象鼻伸出,门厅及两庑木构架,中进构架仍是明式,有檐下斗拱,丁字拱内藏花,瓜柱下置莲花斗。共有木柱99根,堂上有楹联一付“堂构喜重新忆冀北归来济济一堂襄盛典,贤良怀旧泽仰汀州政绩煌煌百世著英声。” 为徽州著名的砖质牌坊之一。1998年中央电视台开拍太平天国时,摄制组选定大邦伯第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府。

二子早逝。
三儿子美祖因为守墓,后世被称为大墓(慕)祠支。该祠堂建于明中叶年间,三进三开间,现门厅已毁,中进为清中叶样式,后进至今保留着明代原貌。

小儿子留下大郡伯第门坊,建于明末,四柱五楼,宽9.6米,高8.6米,水磨砖砌,梁坊雀替等处有细致雕刻,花团锦簇。三层檐四角翘起,带鸱吻,中脊两端装鳌鱼,门匾上大书“大郡伯第”,小字为“赐进士第湖广武昌府推官唐中楫晖,为中宪大夫福建汀州府知府许伯昇重立”,当地人又称“种福厅”,实际上就是许伯昇四子泽同的支祠。曾经是许村人大型活动场所,后来因为搞建设,现在只留下门坊保存完好,为徽州现存的砖质牌坊精品。

在许村,我们访问了许伯升三儿子美祖大墓(慕)祠这一支系的后世许士淳,老人的辈分是三十八世。

许士淳老人儿孙满堂,加上他的后代,严格算起来,他们这个家族在许村已经有四十代人了。老先生终生从教,退休后的一个重要爱好就是研究家谱。走进老人家里,首先使我们惊奇的是,老人拿出的一张家族世系表,竟有两米多长,一般的小桌子根本放不下。这张家谱上面的字迹也就黄豆大小,问老人花了多少功夫?老人说,退休后,比较清闲,画着画着也就成了这样。不仅如此,老人和儿子,还搞了一个家族的网站(http://xucunxuji.51.net)。

摊开家谱。老人给我们细细讲述:
许伯升之后又过了几十年,长子大邦伯的一支到了二十五代,出了个夫妇老寿星,分别为101岁和103岁,朝廷旌表他们为“人瑞之侣”,勅封“征仕郎晋赠奉直大夫” ,赐建“双寿承恩坊”,便有了双寿承恩坊。

双寿承恩牌坊建于明隆庆三年(1570年),选用黟县青岩石建造,为四柱三间五楼,高9.73米,宽8.12米,第三层镌有“双寿承恩”四字,第五层中部立一显赫“龙亭”,内刻“恩荣”,字为双龙缠绕。牌坊的柱、梁、拱、隔扇各主要部位栩栩如生的雕刻着“狮舞寿球”“龙凤呈祥”“松鹤延年”“猴献寿桃”等12组图案,楹柱两侧有奔狮图。

为两个百岁老人建牌坊,这样的尊老牌坊在全国极为罕见,可能也是绝无仅有。

据许氏家谱记载,夫妇老寿星为二十五世许世积和夫人,许世积乐善好施,据说“许阁老”许国大学士就得到过他们的资助,牌坊的“行状”就是许国所作。

许世积生性乐善好施,村中凡修路建亭之事,都慷慨捐赠,从不吝惜钱财。明万历元年(1573年),徽州府筹建万年桥,原先打算按人口摊派费用。许世积则建议应当按田亩的多少来分担费用,这样可减轻穷人的负担,并带头拿出一大笔捐款。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,建桥费用很快得以落实。如今,这座历经风雨的万年桥,在歙县历经各朝修复后仍在发挥作用。

许村人传说,少年许世积勤奋好学,其父许玉宗却要求他弃学经商。父命难违,世积只好去苏州学做生意。当时,族人许琯也正好在苏州游学,处境艰难。许世积则邀其同吃同住,并按月资助他的生活费用,终助其荣登甲第,官至湖广参政。现存的“薇省坊”即为许琯而立。有一年,苏州闹饥荒。有合伙人就唆使经营米市的许世积囤积居奇以发横财。许世积不为所动,照样以常价出售大米,并平息了米市。此义举为苏州百姓所称道。在家乡,族人中有不肖之子,背着父亲把田地卖给了许世积,其父得知后,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许世积,许世积分文不要,就把地契还给了他。无奈,这家实在太穷了,没过多久,这位父亲又亲自出面要把田地卖给许世积。许世积又按当初的价格买下这些田地,并连地契也没有向他要来。没想到,不久之后,这家人竟然以地契为凭,诬告许世积霸占了他的田地。官府知道许世积的为人,打算调查此事。许世积却出面制止了,并把田地悉数归还。正当此事在村子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,许世积的夫人得知诬告他丈夫的那家人已经没米下锅了,于是她就背着丈夫给那家的妇人送去几斗精米。许世积得知此事后,就假装埋怨道:你怎么可以帮助诬告我的人?夫人回答道:是他丈夫不好,与他妻子又有什么关系?许世积笑道:你真是我的夫人啊!

在中国传统里,人们是相信轮回报应的,许世积这一支到了近代,后世就是著名的徽商许家泽。今天,许家泽一家出了五个博士,为人所称道。人们说,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。

在许村,这个家族还有一个不是牌坊的“牌坊”——墙里门。

这个故事听起来,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很是不可思议,令人唏嘘不已:传说当年许伯升和其余四个兄弟在外做官时,留在许村的六第许周安却英年早逝,斯时,弟媳胡氏已身怀六甲,留下一个遗腹子。许伯升回家料理丧事。胡氏决心闭门养身,专心教儿,她将此意愿告诉许伯升。许自然满足了她的愿望,便在她的居室之外加砌高不可望的围墙一道,仅开一道小门供佣人出入,并凿井一眼于院内,专供弟媳家用,派一老妪为其专事筹办生活用品。不久,胡氏生下一子。许伯升为侄子取名“天相”,乃吉人自有天相之意。这样,胡氏母子便过起了与外界隔绝的日子。儿子许天相长大成人外出远游后,胡氏便独自守家,到永乐十九年(1421)72岁的胡氏离开人世,52年未出家门一步。

那口井当时取名“福泉”。母亲逝世后,许天相见邻里乡亲吃水要到远处河里去挑,十分不便,便叫人将自家居屋西北角围墙拆去,将福泉井置让于院墙外,供村人共用。至今,这口井仍在使用。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,不仅井在,那个门,那堵墙都在。门上还有石头的匾额,记述着这段往事。可惜的是,文字在文革中被凿的面目全非,好在,有心者保存了那段碑文:“墙里者,祥里也。墙里易为谓之墙里,本其始也。其始奈何余二十祖伯昇公兄弟六人,其六弟曰周安公,年二十四病卒。弟媳胡儒人年二十,幸有遗腹。伯昇公为固其墙。 凿井于内,名曰福泉,择二三老媪伺侍,米薪油盐,自外纳之,自牅。且曰:若生男名以天相,生女名以吉人。所以养之慰亡者,无不备至。已而生侄天相,时明洪武二年,已酉也。越十三年,庚申,伯昇公应聪川正直之聘,授福建汀州府知府,年五十二,以勤劳卒于官舍,惜不见侄,天相公娶妇生子。而弟媳胡氏儒人,凛凛冰霜,享年七十二岁,未曾一出门庭,众称为节妇里。盖专表胡氏儒人,后人曰为墙里。则兼德伯昇公之恩也。余独念天相公一线之延,续续继继,至嘉瑞时,而益繁衍。故筑祠,宇于遗地之南,以奉周安公暨胡氏儒人春秋之祀。本毛诗高颂长发其碑之句,易墙里为祥里门,将三百年矣。其惟子孙答之不知,其所以名祥里者死于墙里也,因以墙里原为胡氏儒人旧居,非所谓不忘其本者耶,呜呼贞节之后,朝廷每欲立坊以旌,而胡儒遗愿不许也。”
——伯昇公十三世孙许吉凤叩首百拜,大清嘉庆十七年岁次壬申孟冬日。 


(四)、最后的贞节牌坊

看着眼前这个不是贞节牌坊的牌坊“墙里门”,不能不感叹封建礼教下遍布徽州的贞节牌坊,对于当时的女性而言,其实是多么血淋淋的啊!

关于所谓“节烈”,早在一九一八年七月,鲁迅先生的《我之节烈观》,对此的深刻分析,今天读来仍是让人压抑到透不过气来:“古代的社会,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。或杀或吃,都无不可;男人死后,和他喜欢的宝贝,日用的兵器,一同殉葬,更无不可。后来殉葬的风气,渐渐改了,守节便也渐渐发生……节烈这两个字,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,所以有过“节士”,“烈士”的名称。然而现在的“表彰节烈”,却是专指女子,并无男子在内。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,来定界说,大约节是丈夫死了,决不再嫁,也不私奔,丈夫死得愈早,家里愈穷,他便节得愈好。烈可是有两种: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,只要丈夫死了,他也跟着自尽;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,设法自戕,或者抗拒被杀,都无不可。”

在徽州的最后一座牌坊上,刻着这样一行字:“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”,真是触目惊心。

不需要更多的描述了,再来看看鲁迅先生怎么说:
“节烈难么?答道,很难。男子都知道极难,所以要表彰他。社会的公意,向来以为贞淫与否,全在女性。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,却不负责任。譬如甲男引诱乙女,乙女不允,便是贞节,死了,便是烈;甲男并无恶名,社会可算淳古。倘若乙女允了,便是失节;甲男也无恶名,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!别的事情,也是如此。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,每每归咎女子。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,已经三千多年了。男子既然不负责任,又不能自己反省,自然放心诱惑;文人著作,反将他传为美谈。所以女子身旁,几乎布满了危险。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,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。所以我说很难。”

“节烈苦么?答道,很苦。男子都知道很苦,所以要表彰他。凡人都想活;烈是必死,不必说了。节妇还要活着。精神上的惨苦,也姑且弗论。单是生活一层,已是大宗的痛楚。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,社会也知道互助,一人还可勉强生存。不幸中国情形,却正相反。所以有钱尚可,贫人便只能饿死。直到饿死以后,间或得了旌表,还要写入志书。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,也总有几卷“烈女”。一行一人,或是一行两人,赵钱孙李,可是从来无人翻读。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,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?也怕不能说出。其实他是生前死后,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。所以我说很苦。” ——(鲁迅《我之节烈观》,鲁迅杂文集《坟》。)

关于“贞节牌坊”,事情的另一面说起来同样让人沉重,许村是安徽省的历史文化保护区,邵国榔先生在整理该村的文物资料作统计学的研讨时,有一天突然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:该村现存的8座牌坊中,明建6座,清建2座。明代的除了1座是庆寿牌坊外,其余5座都是功名坊,而清代2座都是节孝坊。
为什么该村明代没有节孝坊呢?是否原先有,后来被拆掉了?

邵先生又到许村查访,许村确实曾经拆除过4座牌坊,明代的三座:宗祠的门坊、许仕达的功名坊、始祖许儒的墓道坊。清代的一座,正是节孝坊。而明代许村的孝贞节烈的女性并不少,民国年间的《歙县志》上“青史留名”的就有25人。这是否说明,明代的许村人特别尊重男性的功名,清代特别尊重女性的节孝呢?

还有,许村的这种现象只是一个特例,还是整个徽州都是这样?

邵先生对此进行了仔细梳理发现:在歙县城,现存17座牌坊的9座功名坊中,明7清2;6座贞节牌坊,明2清4。从整个歙县和徽州区来看,现存功名坊中,80%是明代的,20%为清代;贞节牌坊中却是只有7.5%明建,另外92.5%全是清朝所留。也似乎可以说明明代的人特别尊重男性的功名,清代特别尊重女性的节孝呢?

在重男轻女的男权世界里,清代的徽州人何以在建牌坊这件事上,很奇怪的突然间不再注重功名了。

那么,是清代的徽州人科举失意,值得夸耀的东西少吗?

恰恰相反,新编《歙县志》载:明代歙县中进士者210名,清代达413名,有功名的清代歙县人是明代的几乎一倍。从中可以看出,不能说清代的歙县人不重功名,但,徽州清代的功名牌坊却只有明代的五分之一,这种表现的背后隐藏着什么?

邵国榔先生认为,显然,这是清代徽州的男性不愿显荣?

为何?

这其中隐藏着一种普遍的对朝廷的不合作心态。

明朝的徽州,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歙县“龙兴独对”,接受当地大儒“广积粮、高筑墙、缓称王”的方略;民间传说中,许国“许阁老”在建八角牌坊时,敢于从容的戏耍皇帝,死后也被传说成仙驾鹤……,徽州人说起这样,扬眉吐气,意气风发。可是到了清朝,事情成为另一个样子,清廷的官僚结构虽然号称是“满汉对等”,但这“对等”的汉人,陪衬的成分居多,凡事其实总是唯满人马首是瞻,稍有不满流露,便会招来横祸。徽州籍的道光朝大学士曹振镛,身居军机大臣,私下说起为官之道,竟是“少说话,多叩首”,如此这般,又有何“荣”可“显”?

邵国榔先生进一步分析说:在封建社会,男性追求功名,客观上也是环境所迫,一旦登科及第功成名就,就不但解决了饭碗问题,自己人格得到满足,还光宗耀祖。但在清朝,士人们有了功名之后,内心却总是有种难言的失落感,他们一般都是儒家的信徒,而统治者都是异族,在他们内心深处,满洲统治者再怎么位高权重,总归是蛮夷。满脑子汉官威仪的他们却要向夷人俯首称臣,屈膝下跪,自称“奴才”,谈何人格?

明大学士许国的孙子,就拒不出仕清廷。同为“宰相”,清朝官至军机大臣的曹振镛,虽有“代君三月”之荣,但在徽州民间,人们却总是喜欢数落他是小老婆生的,自小顽劣,讥讽它的为官之道不过是“少说话,多叩首”……曹振镛告老后,不在故里定居,这也与家乡人的这种态度有关。


更新时间:2006-9-28 10:15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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